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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生焉

世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日志

 
 

中国最美的九首古诗 《全唐诗补编》编辑工作回顾 (转)  

2016-06-11 00:33:33|  分类: 诗词歌赋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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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傅璇琮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

    本文写于1995年初,当时《全唐诗补编》刚刚获得第二届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编辑奖一等奖,评奖委员会委请戴文葆先生与优秀编辑奖得主约谈,并在颁奖会上作了评点。会后,应评委会和戴文葆先生的邀约,我撰写了这篇工作回顾,并曾摘要刊发于《编辑手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2月)。不久前因挪动书房,有机会重读原稿,审视自己早年的工作印记,感慨良多。现予全文发表,祝贺傅璇琮先生八十寿庆,并向1980年代以来以傅璇琮先生、陈尚君先生为代表的两代唐代文学开拓者致敬。徐俊 20121112补记。

 
    陈尚君先生辑校的《全唐诗补编》(包括《全唐诗外编》修订本、《全唐诗续拾》)自1993年出版面世以来,受到了唐诗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1994年,此书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1992-1993)一等奖、第二届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编辑奖一等奖,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我只在本职工作范围内做了一些应做的事,对于编辑工作的奖励,深感受之有愧。从1987年我担任《全唐诗续拾》责任编辑起,到1992年底全书付梓,历时六载,这在我短短的十二年编辑生涯中占了一半的时间。在这期间,尽管我还处理过许多其它书稿,但唯有此稿绵历始终,不但是我工作的对象,而且也是我个人业余研究、学习的兴趣所在。可以说,本书的编辑过程,就是我进一步熟悉编辑业务,增长专业知识的过程。就此而言,回顾《全唐诗补编》编辑出版过程,并记下个人的点滴感想,对我个人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一、《全唐诗补编》编纂背景与经过 

这里先将前人有关《全唐诗》的辑补工作略作交待。

    清康熙年间敕编《全唐诗》九百卷,汇辑有唐一代诗什于一帙,方便读者,极大地推动了唐诗研究的进程,三百年来,一直为学林所推重。但由于为奉皇命编修,迫于期限,成书仓促,不免有许多缺憾。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虽称全诗,其实并未穷尽文献以求兼收之功。随着时代的推移,新出典籍如海外珍藏的回传、孤本秘籍的面世、敦煌文书的发现、石刻文献的出土、佛道二藏的利用等,为唐诗辑佚提供了大量前人未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更使《全唐诗》不全之病愈显。《全唐诗》编成之初,即有人指出缺收之病,但因书“业经进呈”,慑于皇帝钦定,只得“成事不说”(朱彝尊《全唐诗未备书目》附致曹寅书)。清康熙之后,文献考据之风日盛,鸿儒硕学何啻千百,但竟无一人去为《全唐诗》弥补不全的遗憾。

    辑补唐诗之举,首创于日本学者上毛河世宁,他于日本光格天皇天明中(相当于清乾隆后期),广搜日本所存古文献(辑自《千载佳句》者为多),撰成《全唐诗逸》三卷,共收作者128人(其中82人不见于《全唐诗》),完诗66首,另补缺文6首,诗句279题。《全唐诗逸》传入中国,首先刊入《知不足斋丛书》,1960年中华书局《全唐诗》排印本出版,将《全唐诗逸》附于书末,已广为学术界所用。

    中国学者从事《全唐诗》辑补工作,开始于本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从伦敦、巴黎所藏敦煌书辑录唐人佚诗,1962年以《补全唐诗》为题,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王先生于文革中赍志而殁,遗稿后经舒学和刘脩业先生整理,分别以《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和《〈补全唐诗〉拾遗》为题发表。共辑得唐诗作者52人(其中21人不见《全唐诗》),诗231首。另外,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二十卷,共得作者234人(其中106人不见《全唐诗》),诗740首(含重出诗55首),断句87题。童养年先生《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又附录一卷,共得作者521人(其中186人不见于《全唐诗》),诗1127首(含重出诗233首),词31首,断句243题。

    1982年,中华书局编辑部将王重民所辑前二种与孙望、童养年所辑,合编成《全唐诗外编》排印出版。在国内学术界引发出一股唐诗辑补、校订的热潮,散见于报刊的关于《全唐诗》续补、《全唐诗外编》订误等方面的文章达数十篇之多,为我们修订《外编》并做好新补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全唐诗补编》就是对《外编》进行全面修订,并踵继前贤于《外编》之外续补《全唐诗》的集大成之作。

    陈尚君先生从1979年起开始留意唐代佚诗的辑补,《外编》出版后始矢志全面搜集。1984年元月,经复旦大学中文系孙猛先生推荐,寄来《全唐诗续拾》部分样稿。经柴剑虹、许逸民、傅璇琮先生三审样稿,充分肯定了《续拾》所取得的成果。当时预计新补诗约1500-2000首(句),因此初步决定将《续拾》编入修订后的《外编》。同年六月,陈尚君先生就《续拾》收诗范围、编次、诗偈辨体等十个方面提交了详细的设想,得到了编辑部的认同。1985年初,《续拾》初稿四十二卷完成,收诗2626首又1117句,另移正44首又8句,补诗题、诗序33首,附存7首又8句,存目14首,新增作者514人。19879月,经初审退交作者修改,并同时约请陈尚君先生修订《外编》。至1988年秋,《外编》修订和《续拾》修订两项工作全部完成。此后在审发稿、看校过程中,仍经过多次修改,最终形成《全唐诗补编》现在的面貌。

    修订本《全唐诗外编》,删去原误收重收诗614首又269句,删去作者242人,卷次作了局部调整,增写了十余万字的修订说明和校勘记。所存诗凡1664首又306句,作者566人次。陈尚君新辑《全唐诗续拾》共六十卷,收诗4663首又1199句,作者1191人。整个《全唐诗补编》共收诗6327首又1505句,作者1600余人,其中新见作者900余人。收诗数量约相当于《全唐诗》的七分之一,新见作者约相当于《全唐诗》已收作者的三分之一。这样巨大的收获,大大超过了我们原有的估计。

二、关于《全唐诗续拾》的审读加工 

    前面已经提到,陈尚君先生用十余年的时间全力投入《全唐诗续拾》和《全唐诗外编》的辑补、校订工作,从工作之初就显示出与以往诸家不同的地方,就是建立在全面查检文献基础之上的系统性特点,避免了以往这项工作中的零碎疏漏之病,另外在有关全书编纂体例的各个方面都已有全面的计划。随着工作的开展,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也都有了较恰当的方案。所以,送交编辑部的初稿已经具有相当完善的基础。

  我喜好唐代诗文,业余也尝试着做一些相关的研究,但对唐诗辑佚这样古文献功底要求极高的专题,实在所知甚少。因此,在我1987年接受《全唐诗续拾》的编辑工作后,首先便去做该学科研究状况的调查,将《外编》出版后国内刊物陆续发表的关于《外编》的订补之作系统搜集,后来并就新辑唐人佚诗一一予以鉴别,找出误辑的原因和类型,撰写了《新辑唐人佚诗甄辨》一文(刊载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01期,1988年),对唐诗辑补工作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这篇短文从新发表的七篇关于唐诗辑补的文章中,共考证出误辑诗歌27首,其中辑自宋以后类书如《全芳备祖》、《纪纂渊海》、《永乐大典》者10首,辑自明清方志者7首,证实了前辈学者关于应慎重对待类书、方志以作唐诗辑佚依据的一再警告,使我的编辑审读工作找到了重点。

  方志和类书是唐诗辑佚的两大渊薮,但其误收往往出人意表,难以尽信。这里在明清方志范围内举几个实例:

同治九年(1870)刊《嵊县志》卷二十四《文翰志》收有一首武元衡诗,题《西陵怀灵一上人兼寄朱放》,民国重修本《嵊县志》卷二十八《艺文志》也收有此诗,却作裴通诗。先后两志将一诗分属二人名下,已觉难解。辑者依时代先后确定为武元衡诗(陈耀东《全唐诗拾遗》),其实此诗既非武作、也非裴作,而是另一位唐诗人张南史诗,见于《全唐诗》卷二九六,题同,诗仅一二字异文。方志中这种不经意的误署作者的情况非常之多,如果有足够的检索手段还是不难发现的。另外两种情况有类于作伪,则更不易识破,明代著名唐诗学家胡震亨总结为:一、以后人诗冒古人名;二、改古人诗题以就其地。这里各举一个例子。

民国十年刊《湖北通志》卷101《金石》九录《鄂州杂诗碑》,北宋“熙宁二年(1069)六月”立石,到清代尚存黄鹤楼后斗姥阁西壁。是碑分五层,录谢脁及唐人诗39首,其中有署为唐皮日休的《望故沔城》,《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47《安陆府部》收有皮日休的《天门夕照》、《道院迎仙》、《青城暮雨》诗,实际也出自《鄂州杂诗碑》。按常理“凡诗文题镌碑版者,即有凡作,少伪作”(胡震亨语),但此碑所载皮日休诗确属伪作,明人范东生所编《皮日休集》,收此襄志八景诗在内,已遭胡震亨浩叹(《唐音癸签》卷33)。

民国十三年刊徐乃昌纂《南陵县志》卷42收有杜牧《安贤寺》诗一首,实为宋人吕夷简诗,见于《诗话总龟》卷15、《老学庵笔记》卷6、《爱日斋丛钞》卷3,均作吕夷简诗。今人编《全宋诗》卷146已收录,题作《天花寺》。《南陵县志》将诗题改作“安贤寺”,并将首句“贺家池上天安寺”改作“谢家池上安贤寺”,以求与当地古迹相符。这种从题到诗的彻底作伪,要一一侦破是有难度的。

胡震亨曾就地方志中的唐人佚诗有过一番苛刻的表述,他说:

诸书中唯地方志一类载诗为多,顾所载每详于今而略于古。或以今人诗冒古人名,又或改古人诗题,以就其地,甚有并其诗句亦稍加润色者,以故诗之伪不可信者,十居七八。遍阅诸志,唯江右之袁,刘崧逸选微存;浙省之严,翁洮遗篇略载。此外寥寥,指难多屈矣。旧尝闻范东生辑有唐诗,问姚叔祥,叔祥云:“见其借地志,矻矻抄写。”怪谓姚:“地志即不可不翻,那得真诗写?”(《唐音癸签》卷33

胡氏的话不免绝对化,但他的提醒是不应忽视的。唐诗辑佚,目标是求全,标准则是存真,必须处理好求全与存真这对矛盾。有了这样的理解和经验,在我审读《续拾》前十四卷初稿时,着重对稿中辑自明清方志和类书者进行重点核查。因为当时只有一份《全唐诗首句索引》(稿本)可供查检,且不包括《外编》部分,所以翻检极为不易,会有不可避免的遗漏。在1987825我提交室、局两级领导审阅的《全唐诗续拾审稿意见》中,列举了前十四卷中与《全唐诗》重出的诗共30例,其中多数即出于方志与类书。在《审稿意见》得到傅璇琮、许逸民两先生的肯定和进一步完善之后,我拟写了《续拾》的退改意见,并就《续拾》的收录范围、采用今人成果、敦煌诗歌、歌辞作品等方面提出了处理意见。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与作者就书稿体例及有关具体处理方式等不断磋商,真正做到了切实而可行。 

三、关于《全唐诗外编》的修订 

  《续拾》的编纂与《外编》的修订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在19843月柴剑虹先生审查《续拾》样稿时,曾经提出过《外编》修订之事,初步拟定由编辑室内部安排人做。现在看来,当时对《外编》存在的问题估计不够充分。《外编》出版后,蒋礼鸿、项楚、陶敏、吴企明、王达津、房日晰、熊飞等先生各擅其长,就《外编》存在的失误撰写了专文,但总体而言也失在零碎。陈尚君先生在辑补工作之初,就曾对《全唐诗》、《外编》二书存在的问题作过系统的考察,撰写有《〈全唐诗〉误收诗考》(《文史》第24辑)、《〈全唐诗〉补遗六种札记》(《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二辑)十余万言,较上列诸家的工作在深度、广度上都有大的突破。因此在《续拾》退请作者修改时,我们提出《外编》的修订计划,并请陈尚君先生结合《续拾》的修改,一并完成。我们共同商定了《外编》的修订体例,将《续拾》原稿中对《外编》的校订补缺移至《外编》修订本中,所有修订都采用校记形式,确定为误收而删去的诗统一在《修订说明》中予以简单考说。做到尽可能保持原辑者的面貌,又达到全面修订的目的。

《外编》修订工作开始时,我们是有些顾虑的。当时三位原辑者,除王重民先生已故去外,孙望、童养年先生仍然健在,但他们研究方向都已转移,年事已高,请他们作全面修订似不可能。由后来者修订,彰前人之过,反使其开创之功不显,难以心安。为此我特别向刘脩业先生(王重民夫人)和孙望、童养年先生去信,征询他们的意见。最令我们感动的是这三位先生的支持。刘脩业先生不但同意我们将《外编》中《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换用由她整理的《〈补全唐诗〉拾遗》,而且给我们寄来王重民先生有关遗稿和蒋礼鸿先生《〈补全唐诗〉校记》稿本复印件。在19881月刘先生给笔者的信中,她还提醒我们,蒋先生稿本是《敦煌学论集》所发表的同名文章的修订本,较前者多有增补,让我们用稿本取校。孙望先生在1988612给笔者的信中说:

四月手翰拜悉,知贵局有修订《全唐诗外编》之议。望以上月复旦陈尚君同志曾将渠所撰《全唐诗补遗六种札记》寄示,当时曾复谢其指谬之美意,并略陈所以致误之由,在于贪多务得,疏于考订,且以贻误来学为憾。今闻将由尚君同志主持修订,望以为如此最为理想。至于修订原则,似即可按尚君同志《札记》所标六事行之。所须稍作斟酌者惟二:一、唐五代入宋者,何诗系入宋前作,何诗为入宋后作,往往不易遽定;隋唐之交者亦然。凡此等处,可由尚君同志略定条例,斟酌行之,资统一也。二、互见之作,甄别非易,凡能确考者取其一可矣。至被删去而或有争议者,似可以小注略作说明以处理之,其无把握者并存之,盖所以存其疑而便览者之研究论定也。再尚君同志所补巨量逸篇,并盼能别立卷次,以充实《外编》,且能早日问世,俾造福学界于无穷也。

先生这种谨严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至上的坦诚胸襟,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动力,至今铭感难忘。遗憾的是孙先生未及看到《全唐诗外编》的修订本出版,就因病去世。在这里特别向相继离世的孙望先生、刘脩业先生致以深切的怀念和敬意。

《全唐诗补编》全稿于1988年完成定稿并交稿,1989年发稿,1992年付梓。在前后几年的审发稿、看校样过程中,我利用河南大学中文系编制的《全唐诗句索引》(稿本)通查了全稿,陈尚君先生也曾将疑似之间的佚诗签出,作为我查核的重点,前后发现与《全唐诗》重出者五十余首,并将重出出处一一录呈尚君先生,以定夺取舍。比如《续拾》卷43据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收录相里宗在庐山所作《题远大师塔》一首,我发现《全唐诗》卷810已收作灵澈诗,因建议删去。但经陈尚君先生考证,南唐李中诗有《送相里秀才之匡山国子监》,相里秀才即相里宗,匡山即庐山,相里宗写作《题远大师塔》地点正合;且乐史乃由南唐入宋,与相里宗时代为近,所录应有所据,遂仍将此诗收作相里宗诗,并注明互见情况。重出互见诗的考辨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必须慎重对待。

《全唐诗补编》全稿排定之后,我个人自1986年开始的敦煌诗歌校录工作已初步完成,因将有关成果提请陈尚君先生参考。利用敦煌遗书辑补唐诗,自王重民先生之后,没有全力从事者。《续拾》从敦煌诗卷中收录了作者姓名可考的佚诗数十首,用功之勤,不让前贤。但敦煌诗歌较其它传世文献更为复杂,《续拾》所收间有未当者,我发现后,经作者同意作了适当删削。这里也举一个较集中的例子。敦煌遗书P.3619卷是一个唐诗写卷,共抄诗48首,王重民先生曾从该卷辑录佚诗十数首,虽不完备,但极为审慎。《续拾》从中续辑十数首,其中在桓顒《客思秋夜》(数夜独无欢)之后,另有一首无题诗(别后隔炎凉),王先生独取前者而不录后者。台湾敦煌学前辈潘重规先生所撰《补全唐诗新校》即认为后诗乃“王补漏抄”。《续拾》初稿也将此诗作佚诗收入。其实无题(别后隔炎凉)诗并非佚诗,《全唐诗》卷160孟浩然集收录。同一写卷还有一首无题(一队风来一队沙),原抄于高适《九曲词》之后,今人孙钦善《高适诗校注》、施淑婷《敦煌写本高适诗研究》等都作为高适佚诗,其实此诗亦非佚诗,《全唐诗》卷673收作周朴《塞上曲》。类似的例子还有郭良《早行东京》、张镜徽《采莲》等。均经笔者一一考实删去,最后《续拾》从该卷新辑17首,减少了误收。《补编》出版后,仍有一位先生举这些诗为例,指说校订本《补全唐诗》“于敦煌写卷多有遗忽”,为此我撰写了《敦煌P.3619唐诗写卷校录平议》一文(甘肃《社科纵横》,1994年第4),予以说明。

王重民先生《补全唐诗》及《补全唐诗拾遗》涉及敦煌遗书数十个写卷,由于时间仓促,复核不便,留下了一些遗憾。虽然经过蒋礼鸿、项楚、陈尚君等先生的校订,但仍有未尽之处。我将自己复核敦煌遗书胶片所获的校勘成果,摘要过录在清样上,供陈尚君先生看校时参考取舍。尚君先生凡有采用处都加注“某某云”,最后因不宜移动版面,均被我删去。后来,我以《王重民〈补全唐诗〉二种校补》为题,将有关成果发表(刊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34期),弥补了校订本这部分改补未言所据的缺憾。 

四、一点感想 

陈尚君先生在《全唐诗补编》书末《校后记》中有如下一段说明:

承蒙本书责任编辑徐俊先生不厌其烦地将我陆续提供的新材料插入书稿,并代为录自敦煌遗书之诸诗覆核了缩微胶卷,又检出拙辑中重收误收诗数十则。先后增删,达五百余首。本书能臻于此,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

我作为责编所做的一点工作,得到作者的肯定,深感欣慰。对于全书来说,我所做的是极其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正如本文开头我所说的,本书从审读到出版,伴随我个人业务熟悉的过程,我从中受到的教益是这里难以尽言的。值得一提的是,陈尚君先生在他立志纂辑此书时,方届而立之年,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才使得这项工作告一段落,其持之以恒的事业心、责任感特别令我感佩。他的工作建立在对文献的精熟和系统性基础上,这是他不同于以往诸多学者零敲碎打式的辑佚,而取得如此集大成成果的关键所在。

最后说一点感想。

我是幸运的,在我刚开始编辑生涯的时候,即得到这样的机会,担任《全唐诗补编》的责任编辑。《补编》看似一部文学作品辑补之作,实际上是一部具有非常大难度的学术考订著作。作者先后翻检了五千余种文献典籍,涉及到唐诗文献的各个方面,对每一种文献的择别取用,都经过严格的考辩去取。这对我在专业方面的把握,无疑是一次全面的学习机会。在此期间,我与作者往返通信,商讨书稿的有关细节,彼此成为志趣相投的挚友,因缘难得。从我们从事编辑工作的角度说,另有一个如何借此机会深入其中的问题,唯有深入其中,才能发现并解决问题,提升书稿的质量。所以我的感受,责任编辑不能只满足于书稿的一般技术性处理,要熟悉书稿所涉及学科的研究状况,这样对书稿所要完成的目标才有总体把握,从而在编纂体例、采摭范围以及各种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找到合适的方案和办法。要明确书稿的重点和容易遗留的问题所在,便于审读过程中有重点把关。

更幸运的是,我所在的中华书局编辑部,有着非常优秀的编辑工作传统,可以说这里是学者型编辑最集中的地方,就古典文学整理研究范围而言,就成出现过徐调孚、王仲闻、周振甫、沈玉成、程毅中、傅璇琮先生等卓有成就的学者。而八十年代以来唐诗整理研究的风尚和取得的成果,以及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主管我们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傅璇琮先生的推动有非常大的关系,《全唐诗补编》正是其中的成果之一。在历年工作档案中,我曾见过王仲闻先生审读加工《全宋词》所留下的高可盈尺的审稿记录和与作者唐圭璋先生往返商讨的信件,还见过周振甫先生审读《管锥编》时长达数万言的审稿意见,深深地为前辈们的风范所折服,《全宋词》、《管锥编》这两部传世之作的编辑加工,深得作者的赞誉,学术界引为佳话。前辈们深厚的学养、甘作嫁衣的精神,都是我们后来者应该追慕效法的。

以上有关工作的回顾,为据本人的工作记录和书稿档案写成,有不准确之处,应由我负责。关于《全唐诗补编》的编纂过程,请大家参阅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补编〉编纂工作的回顾》(《书品》1993年第2期)和《我作〈全唐诗补编〉》(《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3期)两篇文章。

                                        (刊于《傅璇琮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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